胡鸿杰：在随军迁徙路上

胡鸿杰，管理学博士，1958年于北京诞生。自七岁起，他踏入石家庄北京军区七一学校的大门，随后在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大院）度过了近十年的时光。1975年，胡鸿杰自石家庄市第24中学毕业，随后前往河北赵县进行插队生活。他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78级深造，毕业后分配至国家档案局工作。1996年，胡鸿杰调入中国人民大学，现担任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原题

我的“七十年代”

作者：胡鸿杰

读到北岛、李陀编《七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 2009 三联书店版）。编者似乎在倡导一个观点，即历史并非仅仅是那些杰出人物或重大事件的专属。借用“七十年代”的表述，我们可以理解为“历史应当由人民共同塑造”，用现代流行语来说，就是“历史是多元共生的”。鉴于此，本书的作者们同样拥有属于自己的“七十年代”，他们也有权利讲述自己那段充满荣光的历史。

尽管该书的作者群中不乏当时或现今颇具盛名的文人墨客，然而他们笔下的“七十年代”所描绘的，并非仅仅是宏大的历史叙事，更多的是那些属于他们那个时代，或可称之为“童年”的点点滴滴。或许是因共鸣而感同身受，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仿佛被带入了自己同样度过的“七十年代”。书中的诸多细节，似乎与我的人生轨迹愈发贴近，以至于我愈发坚信，那个年代对我而言，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

1970年，我恰逢“小升初”的关键时刻。然而，那时的父母们并未如现今这般焦虑，毕竟在他们的心中，读书与升学并非唯一的出路。加之，大人们自身还肩负着更为重要的“革命工作”，孩子们的事务大多顺其自然。相较其他孩子，我的“顺其自然”中却蕴含着一份偶然，那便是我所就读的学校自那年起将不再设立小学部，从此转型为一所完全的中学。依照当时的政策，六年级的学生需直升本校中学，而五年级及以下的学生则需转至其他小学继续学业。或许学校考虑到这些陪伴了五年风雨的学生，遂决定从五年级的三个班级中挑选一个班级……人数我的孩子即将与六年级的同学们一同迈入中学的校门，我亦是那些幸运儿中的一员。

回想起来，这事儿不禁令人哑然失笑。我的所谓“幸运”不仅体现在跳过了六年级，似乎连二年级的经历也显得模糊不清。当然，那并非学校特例的“宽恕”，而是国家遭遇了“空前绝后”的巨变。我于1965年踏入小学一年级的大门，次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风骤雨般席卷而来，大人们包括老师们都投身于各自的斗争或被卷入斗争之中，我们这群孩子只能享受长达九个月的假期——那真是一场漫长的假期！直到我们玩得忘却了自身的学生身份，学校才宣布“复课闹革命”的号角。

更有趣的是，我们这段长达九个月的假期，竟然被学校纳入了学历体系。最直接的证据便是开学之际，我们全体同学顺利升入了三年级。我还清晰地记得开学那日，老师发放给我们的是一本32开本的《毛主席语录》。哈哈，这难道不是对我九个月假期的一种“嘉奖”吗？照此推算，我的小学生涯实际上延续了四年，并在“六十年代”的尾声落下帷幕。我带着中学生的身份，步入了“七十年代”。

步入中学之门，我的生活便迎来了诸多显著的变化。昔日，算术与语文占据主导，而今，外语与物理等新课程已悄然融入我的学习生活中。后来有了化学“你太‘十七中’了！”幸运的是，她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她那隽秀的书法，她常会帮同学们抄写标语。

对于我们这些自五年级起便插班而来的学生而言，最显著的变化无疑是身边的同学普遍比我们年长二三岁。或许如今看来，年龄相差五六岁，甚至十余岁，对于人际间的交流似乎并无太大影响（。大款与二奶关系非本讨论内容。），然而，对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孩童而言，这一二岁、二三岁的差距已然显得颇为显著。我似乎在一瞬间失去了同龄人的陪伴，孤身一人在一群大孩子之中。当然，包括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在内，她也不过只是比我们年长一些的“孩子”罢了。

与年长之人对话，有时颇似与技艺高超的球手过招，需不断提升自身的“球技”与“智商”。相反，若偏好“欺负”弱者或充当“孩子王”，恐会逐渐变得“弱智”。我们这些处于“下游”的学子，在初入中学的那段时光里，主要便是跟随那些哥哥姐姐们的脚步，学习与嬉戏。庆幸的是，那个时代的学习氛围并不紧张，例如外语期末考试，只需将“毛主席万岁”与26个字母的大小写字母组合，便有机会获得满分。

在我所居的城市，或许是由于年纪尚幼的缘故，我未曾听闻过任何关于中央的“内部消息”，也未见过所谓的“黄皮书”或“灰皮书”，更未曾有过加入“某个村落”研习国外文学与哲学的体验，因而似乎“错过了”那个七十年代的“启蒙”。或许，正是因为年龄尚幼，我亦未能深刻感受到世界潮流以及我国命运所经历的变革。

我当时记得比较有“政治意义”的事，就是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1871—1971）和“林副主席叛逃身亡”。对于第一件事，尽管我也知道巴黎公社曾经被马克思认为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有力证明，但那个公社既没有依赖于一个“先锋队”，也没有掌控国家或者企图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府，不过是又一个“乌托邦”而已。我到今天也不明白的是“一个在1871年3月18日（正式成立的日期为同年的3月28日）到5月28日期间短暂地统治巴黎的政府”与中国当时的“革命形势”有什么联系。对于第二件事，那就更吊诡了，一个在党章里规定了的“接班人”就这么走了、死了？然后，大家又一股脑地说“他过去的事情”都做错了？

困惑重重，实难理解。即便我已步入中学，即便身处“七十年代”的洪流之中，那时的我，在那些大孩子面前依旧显得迷茫不解。

时光并未让我在几件特定事件上迷失太长时间，或许正得益于人类另一种基本素养——遗忘的力量，我很快便被一些新鲜事物所吸引。这其中包括与同学们之间的图书互借与阅读交流。

然而，在我们同学之间交流的书籍，往往多为类似连环画的低龄读物。即便偶尔有几本书籍后来被认定为世界名著，当初也未必受到青睐。相较于书籍的内容，同学们似乎更在意自己的书能否交换到更多的阅读材料，同时也在意这些书籍未来是否能够顺利回到自己手中。我的几本书就是在那时通过交换而神秘失踪，毕竟与年纪稍大的孩子一起玩耍时，我们这些小家伙很难占到什么便宜。

幸而此事不仅拓宽了我的视野，更让我邂逅了几本令人着迷的书籍。其中，《中锋在黎明前死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本书的记忆，在读完后的第二天便得到了强化。那天，我和同学们被指派参加了一场公审大会，最终我们坐在路边，见证了那些身上带有红叉标记的人们，结束了他们人生中一段篇章的旅程。

实际上，在目睹他人踏上旅程之际，我们的旅程亦未曾停滞。大约在1972年，那是我踏入中学的第二年，我的个人旅程迎来了转折——确切地说，那是一次转学的经历。一切起因于我的父亲响应所在部队的“支左”号召，被派遣至山西太原的一家工厂工作。起初，他的组织关系仍维系于原部队，但不久后，便转隶至太原警备区，意味着他成为了那里的一员。因此，我们全家随之踏上了第二次的迁徙之旅。

初次的搬迁是从京城来到了石门，而这一次，则是从石门迁往了并州。那时，社会上流行着一个词汇——“随军家属”，我们的家庭便归属于这一群体。人们普遍认为，并州应当是一个比石门更为繁华的城市。然而，父亲所在的工厂隶属于太原西山矿务局，因此在那一年间，我仅能有限地踏入市区。我所就读的学校名为西山矿务局第一中学，自然也位于山脚之下。

切勿误以为山区教育逊色于城市，至少我所在的这所“山区学校”的教学质量，实乃远胜石家庄的某所中学。以我的新班主任为例，他并非一位刚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女教师，而是一位拥有大学学历的男性教师。纵然他的普通话中带有鲜明的山西地方口音，但这丝毫未影响他向学生们传授知识，激发他们对学习的热情。

“……我如今还需抄书，更遑论你们！”

随即，我将《笠翁对韵》中的名句“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一笔一划地抄录于笔记本上。

迁至新城市、踏入新校园、结识新师长，这些经历为我的“七十年代”生活增添了无数斑斓色彩。尤其是对于那些习惯于城市生活的孩子，西山矿务局那近似山区的居住环境显得尤为新奇。举例来说，由于地处下山，我每天往返学校和家的几公里路程，骑自行车仅需踏动脚蹬器38次；而放学回家的路上，若恰逢逆风，那强度简直堪比专业自行车运动员的训练。或许这只是巧合，那时的山西自行车运动颇为兴盛，甚至有些工厂会自行举办自行车运动会。

偶尔，在午后课程结束之际，几位亲密无间的同窗好友便会相约攀登位于学校附近的那座小山。好像叫红沟山）。山巅之上，清澈的溪水潺潺流淌，野鸡在四周欢快地奔跑，远眺可见晋阳湖的碧波荡漾，“泉水潺潺传笑语，清歌一曲万山回。”若是雨后初晴，山间草皮上便会冒出几簇“地耳”——它们无疑是木耳的近亲，且无疑是“纯天然，无污染”的佳品。傍晚时分，一列满载煤炭的火车穿行山间，或许是车厢漏煤，或许是刹车留下的痕迹，总会留下一条绚烂的“火龙”，壮观至极。然而，遗憾的是，在这壮丽景象的背后，山下那一星点的灯火却提醒着人们，是时候回家享用晚餐了……

在我记忆中，我的语文老师当时还身兼学校图书采购员一职。他不仅负责为学校采购新书，还时常向我们这些热衷于阅读“闲书”的学生推荐佳作。我早期所购买的鲁迅文章单行本，无疑出自他之手。正是在这些书籍中，我惊奇地发现，原来鲁迅也曾有过“抄书”的辉煌过往。自此，我延续了购买鲁迅著作和“抄书”的习惯多年，最终竟然集齐了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文章单行本，以及《唐诗三百首》、《红楼梦韵文选释》等众多能够消磨时光的文学作品。

1973年鲁迅文集单行本问世

就在我转到山西上学的这一年，邓小平复出了，他复出后所做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抓教育”。学校的最大变化是恢复了“高中”，并且需要通过考试升学了。虽然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升学考试，但是并没有像今天的学生那样痛不欲生。印象中我还考得可以，因为我们班上只有一个同学的分数比我高。

不久前，那位同学还曾拨通我的电话，他已在某房地产管理局服务多年。这无疑证明了他的智商定然在我之上——在今日之中国，能执掌房地产管理工作，其起始点之高，可见一斑！

正当我满怀信心地计划在“山区”继续深造之际，一则“不幸”的消息不期而至——我父亲及那些参与“支左”工作的同事们，必须返回各自的单位。换言之，我即将再次“随军”踏上回河北的路途。这确实颇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唯一不同的是，变化的只是时日与地点。

人生，有时宛如一场蜿蜒曲折的公路越野赛。抵达折返点时，你便不得不转身，踏上回程之路。而那即将触及的终点，实则不过是出发时的起点。太原，恰似这样一个“折返点”，此刻，我正踏上回程之旅。

一年后，我重返那座曾居住的城市，重返那所曾就读的学校，虽是“故地重游”，却察觉到周围景致已有微妙之变。对我而言，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昔日的同窗已迈入高一的第二学期。经一番询问，方知河北地区推行了“教育改革”，将初中缩短至两年半，而高中则实行春季入学，学制两年。庆幸的是，学校依旧接纳了我，或许是因为我成为了他们的“老校友”吧。

更有趣的是，学校竟然将我安置进了一个我熟知的班级——而班主任竟然是我初中的恩师。这倒奇了，我从未听说过“母以子贵”的说法，竟有“师以生荣”的先例？然而，不论怎样，这对我的情形而言，无疑是个喜讯。于是，我再次融入了高一的第二学期的生活。

课堂上的讲授内容，翻阅课本便能大致掌握，学生们的任务“既要学工、学农、学军，又要批判资产阶级”，内容丰富至极。

例如，学校常举办“拉练”活动，仿佛是带着行囊踏春游玩。有时，还会根据季节变换，让孩子们在农村寄宿一段时间，协助乡亲们完成力所能及的农活，品尝派发的家常饭食，与农家院中的鸡鸭猫狗亲密接触。随着我们逐渐茁壮成长，村里还会将原本劳作的牲畜卸下，让我们亲身感受拉车、扶耧的辛劳。当孩子们驾驭着昔日马拉过的车辆将肥料运送到田间时，那份“少年心事当拿云”的豪情油然而生。

由于我校班级被指定为“物理班”，因此我们得以频繁参与各类工业实践。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曾协助工厂搬运铸铁锭，学习过如何油漆铁壶，并组装过发电机。然而，更多情况下，我们肩负着“三大件”的使命，协助学校维修校内外的电线与电路。若学校资源充足，偶尔还会购置一些半导体元件，让我们亲身体验“实验”的乐趣——当亲手组装的收音机能够播放出“东方红”的旋律时，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如同初升太阳般的荣光，那份成就感和喜悦或许能超越国家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喜悦。

至于如何进行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似乎已经鲜见其影响力。细细思量，亦是情理之中。学校已是资源匮乏，再行批判，亦如同箭无的放矢。

短短两年的高中时光即将落幕，同学们共同面临的课题便是毕业后的道路。回望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高考”尚属遥远的故事与传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众多高等院校相继停办，尚存续的学校也仅限于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因此，我们这群有幸在“邓大人”时代接受高中教育的学子，已属祖坟上添了福分，不敢再有更高的非分之想。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众多学子毕业后往往面临失业的困境，然而在那个时代，我们却拥有诸多选择。遵循伟大领袖的指引与政府的号召，高中毕业生普遍被鼓励“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此外，对于一些家庭条件特殊或拥有特殊途径的少数家庭，他们有资格让孩子留在城市成为工人，或送入部队服役。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原本被视为“特殊”的情况，在短短的时间内便演变成了“常态”。

在学校进行情况调查时，大约80%的学生家庭被认定为“存在特殊困难”，符合可享受留城照顾的条件。这不禁让人疑惑，是政策当时存在疏漏，还是人们突然间变得精明？此外，众人突然觉醒了保家卫国的意识，纷纷踊跃报名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一直坚信，我自幼生长于一个平凡之家，故而自认为并不符合“特殊困难”的标准。再者，我模糊地感觉到，那些滞留于城中的所谓“社会青年”，他们与流浪者、地痞和流氓并无二致。在我的记忆里，他们鲜少有所作为，更遑论是所谓的“工人阶级”。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并未真正形成过这样的“阶级”，因此我对投身于“工人”这一身份并不抱有热情。

自幼便置身于部队大院，我对那些自称“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所从事的职责了如指掌。以时下流行语形容，他们不过是身着军装的“社会工作者”，既可担当从炊事员到饲养员等各式各样的角色，亦能挺拔地伫立在大门旁，看似“守护”着祖国的荣耀。然而，我并不愿意将这份所谓的“荣耀”公之于众。

人类基因库中或许潜藏一种名为“返祖”的元素，它赋予部分人类以祖先的特质与思维。回溯至我所感知的过往，我的先辈们或许是勤劳的农夫。因此，我们若回归农耕生活，无疑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家族荣耀的延续。再者，我们的伟大领袖已明确倡导，他老人家的话语岂会无端误导民众？

在那阴沉的清晨，伴随着热烈的欢送鼓乐声，我未遇太多阻碍便轻松登上了驶向“广阔天地”的卡车。

我赴插队之地位于河北省赵县，此地因赵州桥与雪花梨而声名远播。我所抵达的村庄名为杜家庄，隶属于赵县前大章乡的一个自然村落。按当时的称呼，此处被称为前大章公社杜家庄大队。尽管从名义上属于赵县管辖，但杜家庄与县城及城南的赵州桥相距约二十里，而与河北省藁城县界仅隔五里，与栾城县界相距七里，故杜家庄实际上位于赵、藁、栾三地交界之处。与当年中国工农红军所建立的、远离反动势力控制的“三不管”革命根据地相较，杜家庄完全处于人民政府的有效治理之下，是华北平原上一片相对富饶的土地。

当然，华北平原的富饶与江南的鱼米之乡相去甚远，二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简言之，这里的农民所谓的“富庶”不过是能吃饱饭，偶尔在政府管理宽松时做些小本生意。作为集体经济的生产队，无一例外地都是一些“高产穷队”。在我们当年的村里，一个强壮的劳动力一天能挣到十分，每一分代表一个工。在表现最好的生产队，年终分红时，一个工的价值折合人民币五角六分。

当年，我们插队的模式被称为“厂社挂钩”，即一个单位的“知识青年”被派往一个生产大队。因此，前往杜家庄插队的大多是在同一单位系统的孩子们的父母所生。得益于政府为“知识青年”设立的一笔专项安家费，大多数村子都会将他们集中安置。在我们所在的村子，知识青年们被安排集中居住，而劳动则分散至各个生产小队。换言之，我们与贫下中农一同劳作，却并未共享他们的饮食与住宿。

此外，在县及公社级别的政府机构中，派遣“知识青年”的部门需配备一名“带队”负责人，此人的主要职责是协调与地方政府的联络，并确保“知识青年”的沟通顺畅。鉴于当时的背景，这一管理体制堪称相当周全。

杜家庄大队下辖三个生产小队，我恰好被分配至第二小队。作为“知识青年”，我们不论性别，每日的工分均为十。尽管如此，若论及我们这些男生的劳动成果，在一年后或许能与一名壮劳力相媲美，但女生们的表现却远不及那些自幼便在田间劳作的农村女儿。尽管政府当时不断宣扬“男女同工同酬”的口号，然而农村女性劳力的最高工分却仅限于每日八分。换言之，即便“知识青年”与包括贫下中农在内的农村劳动力享受同等的报酬，却因劳动强度不同而形成了“同酬不同工”的现象。幸而，当年那些淳朴的农民并未对此有所怨言。

我始终深感厌恶的是一种论调，那便是在部分自诩“曾住牛棚”与“历经插队”者眼中，他们当年的经历似乎承受了莫大的苦难，将社会与政府视为其遭受不公的根源。然而，对比那些世世代代扎根农村的农民而言，他们的所谓“劳作”实在微不足道。实际上，这些人在内心深处和潜意识中便认为不应承受如此的“苦痛与磨难”。正是这种认知与现实的“落差”，导致了他们心理上的失衡。基于此等想法构建的理论或文学作品，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虚假的成分，甚至可能触及虚伪的边缘。

许多年后的某日，我接到一位大学老师的来电。老师语气激动，兴奋地宣布自己已成为“人才”！经询问方知，原来老师已办理了离职手续，其档案已被存入“人才中心”。在老师看来，档案存放在“人才中心”的人自然可被视为人才。然而，众所周知，“人才中心”中那些所谓的人才，其“含金量”究竟几何。以此为参照，我们不难推算出那些被归类为“知识青年”者所拥有的知识含量究竟有多少。

农村长大的作家阎连科，曾在文中对那段岁月的“知识青年”群体进行了回忆与评论。在他心中，故乡的知青们常被派遣从事诸如轰赶鸡群、看守场地等琐事，轮流在村民家中享用所谓的“派饭”。阎连科的母亲总会特意为知青们准备那些农村孩子仅能在春节期间尝到的美味，例如白面烙饼。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们心生羡慕，她总会在知青用餐时打发孩子们外出玩耍。然而，那些被白面烙饼的香气吸引的孩子们却守候在门外的大树下，期盼着知青离去后能留下些“战利品”。遗憾的是，除了那位女知青留下半块饼，阎连科和他的小伙伴们基本上一无所获。

阎连科尤为难以忍受的是，村中竟有村民因强奸未遂而惨遭死刑，反观一个知青竟可奸杀农村女子后逍遥法外，仅以家长出面道歉、给予赔偿了事。当这些知青返城离去，青年点内空空如也，除了地上飘散的鸡毛，别无他物。

我坚信这恰是诸如阎连科等“土著”对知识青年群体的真切描绘，这愈发加深了我对那些后来饱含哀叹的所谓“伤痕文学”的蔑视。然而，正如一位新入佛门却遭人讽刺为“秃驴”的僧人，我，一位昔日的知识青年，对这些评价感到了难以言喻的悲哀。聊以慰藉的是，发表这些言论的阎连科与我同龄，这意味着在他目睹那些现实时，他还只是一个孩子。

若依实际情况推演，那些为村中人所不齿的知识青年，实则应归属于“老三届”之列，即在文革初期响应国家召唤，投身农村建设的一批人。观其用饭之态，亦明显不属于“厂社挂钩”之流。且慢，阿Q先祖在上，我终于证实了这些备受憎恶之辈，至少在时间和空间上，与我们这些人有所区别。

尽管与那些令人不快的个体存在分歧，我们这些“后来者”在乡村又有哪些作为呢？我们这一群十几位来自同一单位的孩子，被分派到杜家庄的三个生产小队，日子过得与当地农民无异。每天清晨，我们便站在街头等待队长的指令，随后或是耕作于田间，或是劳作于场院——用一句话来概括，便是“按时吃饭，辛勤劳作，未曾有过不良行为”。

若将那些农村的“日常琐事”称作“硬活”，那我亦参与了不少村民口中的“软活”。诸如，为迎接上级的视察，于大队部庭院挥毫泼墨撰写标语，为村庄“忆苦思甜”展览编制解说词，亦或在小学教师生病之际，义务照料学童等。总之，我于平凡日子里度过每一天，在平凡的每一日中，静候那些“重大事件”的到来。

时间很快到了1976年。正当我们公社的篮球队苦于在县级联赛中屡败屡战的时候，突然接到上级单位的通知，让包括比赛在内的“娱乐活动”统统停止。一打听才知道是周恩来总理逝世了，我清楚地记得球队的教练当时说的话：“真是人民的好总理呀，总算是让我们的比赛结束了”。比赛虽然结束了，但如此“重要事情”并没有停止它们发生的脚步，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直到9月初的一天，我们在地里听到了公社喇叭放出了哀乐声，当大家还在争论是哪位久未在报纸和广播中“出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在了的时候，才从大队干部的嘴里听说是毛主席逝世了。

在我记忆中，这或许是最为重大的一个人物离世事件。尤其是在众人已习惯于从收音机中聆听“毛主席精神焕发、容光焕发”的报道之际，天意似乎与世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以至于许多人对此难以置信，以为这不过是传闻。

村里的老党员腿脚不便，众人从公社的追悼场所返回时，他仍行走在前往的路途上。一位年轻人好奇地询问：“老爷爷，您这是要去哪里？”老人表情庄重地回答：“听说毛主席病情严重，我想去看看。”“不是‘病情严重’，而是他已经离开了我们。”“这种话可不能乱说，要是让公社干部知道了，可就麻烦了！”众人都陷入了沉默。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

后来，据说县城里贴出了打倒王、张、江、姚的标语，他们的名字也享受旋转180度和被打上红叉的命运。再后来，“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开始拨乱反正，邓小平又出山了……但是，可能是“天高皇帝远”的缘故，这些“重要事情”暂时没有给我们村子带来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还是“吃饭、做活，没干坏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对于我来说，唯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了，县里面要组织培训班学习，大队把这个百分之百的“软工”派给了我。于是，我从青年点领出了30斤玉米，交到了公社粮站，再拿上粮站开出的收条、搭上拖拉机到县委党校报到去了。

我到了以后才知道，所谓的县委党校就是几排房子加上每间房子里面的两排大炕。学习也主要是以“自学为主”，具体地说就是每人发一本书，然后粗读三天、精读一周，好像还发了份“学习材料”，上面归纳了一些基本问题。不过，一日三顿饭还是有保障的，对于我们这些农民来说，“肚里有粮，心里不慌”，读起书来自然是“字字闪金光”了！那本县委党校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一直保留着，而那份“学习材料”则作为交差给了大队长，估计他老人家很快就用它卷烟了。现在想起来，那也是一种“信息资源”啊！

伟大领袖当年给我们知识青年的任务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谓的“贫下中农”，是中国共产党在共和国建立之前和之初对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与此相匹配的划分“指标”为，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农和地主。其中，雇农属于农村中的“无产阶级”，贫下中农次之，地主和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中农则介乎于两者之间，属于摇摆不定而又被两大阶级争取的力量。据说伟大领袖就是中农出身，不过他依然相信贫下中农是农村中的进步力量，因此将我们这些“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寄予希望的年轻人交给他们进行教育，应该绝非权宜之计。

实则，我国农村的现况常常与伟人心中及典籍中的描述存在差异。至少在我度过四载岁月的社会主义农村里，那些解放初期所划定的阶级属性，并不能准确反映人们的精神与文化面貌。在与村民的交往中，我逐渐领悟到，那些被称为“成分高”的人群，往往是思维敏捷、擅长经营之辈，他们所积累的“财富”正是判定其阶级属性的标准。反观那些“成分低”者，或是因木讷而不善于积聚财富，或是因豁达而失去财富——在评定成分的过程中，人们的短板竟成为了某种幸运，使得他们最终被归入了“贫下中农”的行列。

实际上，自新中国成立后大约三十余年间，那些在集体经济体制下辛勤劳作的农民，不论身份高低，均须自力更生。他们之间唯一的差异，在于政治运动来袭时，那些身份较高者往往成为被重点关注的对象，遭受打击。然而，当风波平息，众人仍旧是相互间的叔叔、大爷或是兄弟、妯娌，无人再提及广播和报纸上曾宣扬的内容。

如此一来，我们这些所谓的“被教育者”便不得不择善而从，依靠自学来实现自我成长。以我较为熟悉的一户人家为例，他们家的背景颇为显赫。然而，与他们的交往并非源于我思想上的天然反动，而是出于“工作需求”——这家中的三个儿子与我年龄相仿，我们时常一同劳作；而他们的父亲则是我们粉房中的“大师傅”，我在那里既是伙计也是会计。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揭示，人际间的认同感与交流的频次呈现正相关；用通俗的话来讲，便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反之亦然，长时间的接触难免会产生影响。若将这种影响视作一种“教育”或“再教育”，那么可以确切地说，我接受了村里人的“再教育”，无论是贫下中农，还是其他类型的农民。在这一方面，伟大领袖似乎有所误判。

……

1978年10月，我告别了杜家庄，踏入了大学的殿堂。关于那前后的一些经历，我已在《1978那些事》、《教鞭》、《回家吃饭》、《场院上的星星》、《乡亲》、《手表》等文章中详述。自1978年起，我们大学校园里开始传唱谷建芬老师创作的《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这也意味着我的“七十年代”正式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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